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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和中国近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?

发布日期:2019-11-17 11:2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何会成功?日本为何会走上殖民帝国乃至军国主义的道路?日本和中国近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? 9月8日,许纪霖、徐静波和徐瑾与大家讨论这些问题。

  为何日本的近代化和中国的近代化的命运如此不同?是因为清朝没有及时像明治政府那样进行改革吗?日本为何如此善于学习比它更强大的对手?日本又是如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?

  9月8日下午,在上海钟书阁·静安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《日本的“近代”是什么》新书分享会上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和经纪人读书会创始人、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与大家探讨了这些问题。

  《日本的“近代”是什么:问题史的考察》, [日]三谷太一郎 著,曹永洁 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方寸2019年6月版

  许纪霖认为,三谷太一郎在《日本的“近代”是什么》的开篇,就详细地给读者回溯了日本的古代。这说明“近代”虽然是一次巨变,但变中有其不变的地方。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,它们的近代都处在各自历史的延长线上,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和日本的古代,就无法理解中国和日本的近代。

 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创造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政体,这也是因为古代的日本像欧洲一样,是封建制,地方的权力非常大。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,就有着长远的中央集权的传统,要改革是非常难的。在一个分权的封建国家,很容易从地方上进行改革突破。

  日本近代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权的。文官政府里面有国会,国会里有上院下院,还有军方、军部之分,军部里还有海军和陆军之分。虽然分立的体制产生了很多问题,文官政府最后完全压制不了军阀,酿成了日本的法西斯化,但在战后,美国帮日本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分权体制,在这些基础上也就比较容易了。

  徐瑾也赞同这种说法。过去,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很高。中国人经常拿清朝的改革来对比明治维新,然后发现清朝因为没有改变自己的体制而失败,中央集权国家可能只是文明的消耗者,这就像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类似。在自由主义者中,这种看法非常流行。但是,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凭空出现的,不是靠几个明治维新的英雄就改变一切了,而是在一层层的封建制上长出来的,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的。

  徐静波认为,在“黑船事件”的时候,日本已经知道清朝输掉了鸦片战争。日本人虽然还没有好好地跟西方打交道,但是日本人觉得,西方国家肯定很厉害,所以日本不敢贸然拒绝,也不敢轻易接纳美国人。

  后来,美国将军佩里带着七艘军舰在1854年再次来到日本,日本人发现他们的军队没法跟美国人较量,因此就打开了国门。当时萨摩藩觉得幕府太软弱了,就与长州藩带头强硬对付西方人。1862年,萨摩藩的人杀了两个英国人,英国人就带着舰队跑到萨摩藩,把他们的炮台全都摧毁了。长州藩也因为炮击美国商船,被四国联合舰队打得落花流水。从此,那些主张“尊王攘夷”得地方势力,也不敢再提“攘夷”了。

  与此同时,福泽谕吉在1860年、1862年、1867年先后三次到欧美考察。他先学荷兰语,后学英语,达到可以阅读的程度。被打败的萨摩藩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,就偷偷派了十九个人到英国留学。这批早期出国留学的人,很快就发现当时西方的文明水准远高于东方。

  日本在1871年到1873年派出一百多人的使节团到欧美去谈判条约款项,这些日本上层人物出国后,也发现西方的文明水准高于东方,这使得朝野上下都接受了西方优越的事实。福泽谕吉等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人,在1870年代初,掀起了启蒙思想运动。圣墟好看吗?讲的什么?,福泽谕吉写了《西洋事情》,给日本人介绍西方社会,他在《文明论之概略》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,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全世界顶级的文明程度。

  因此,日本人为了避免沦落为殖民地,就从制度上开始入手改革,再推进产业革命,推进贸易,建立近代军队和警察制度。日本花了三十年左右才基本完成近代化。

  许纪霖认为,日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特点,就是“服硬”。谁比他强就服谁。日本两次被美国人“痛揍”,结果最后都向自己的敌人学习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宫崎市定就说过,日本文化是终点文化或黑洞文化。从欧洲、阿拉伯、中国传来的各种文明,传到日本就算到了终点。因此,日本的学习能力很强,谁比它强大就学谁,而我们中国经常放不下身段。

  徐静波补充道,在面对西方挑战的时候,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截然不同。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了,因为中国的天下思想太浓重了。尽管利玛窦在明朝就在北京印制了《坤舆万国全图》,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。到林则徐、魏源的时代,还继续把外国人称为“夷”。

  1862年,清政府设立了第一个“外国语学校”,名字叫“同文馆”,名字的意思是外国人的语言只是中文的同文而已,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语言并不见得就比中文高明。清政府投了很多银两给同文馆,里面的学生都是一些考不上科举的八旗子弟。从同文馆毕业出来的学生很差,没有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
  1863年,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里又设立了一个“外国语学校”,叫“广方言馆”。这名字意味着外国语只是中文的方言而已,算“广方言”,因为西方国家只是中国周边很远的地方的方言。中国人一直把洋人放在最低档,这个身段中国人始终放不下。

  而在日本,幕府觉得他们需要了解外国的局势,就在幕府里面设立了一个叫“蕃书调所”的机构。跟洋人打交道后不久,就把“蕃书调所”改为“洋书调所”,改变了俯视的姿态,变成平等的关系。“洋书调所”是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的前身之一。

  许纪霖提出,在武昌起义爆发后,南方各省宣布独立,和北方形成了僵持的局势,当时南通的张謇起草了《十九条信约》,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。这个信约提倡虚君共和制,保留清朝的皇帝,但皇帝只是国家的象征,所有权力都在责任内阁的总理那里。

  但是,这个提案几乎被各方拒绝。革命派想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,当然不愿意还保留满清皇帝。袁世凯也不答应,因为他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出头。这个计划就这样流产了。然后,中国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。其实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共和国,也就美国把共和国搞得不错,共和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结果,这个共和国只有共和之名,无共和之实。

  而在日本,从中世纪开始,日本的权力和权威就是分离的。日本的天皇有着权威,是虚君,权力在幕府手里。这就很像罗马共和国的西塞罗所说,权力属于人民,权威属于元老院,由人民选举执政官统治,但是执政官没有权威。

  如阿伦特所讲,现代西方的体制是权力属于人民,权威属于宪法。他们的宪法由最高法院来守护。因此,特朗普的禁穆令在颁布的当天晚上,就能被一个小小的地方法官给否决了。

  当然,许纪霖称,天皇制也有很大的问题。在明治维新后,天皇不仅是国家的权威,还代表了日本某种神道的最高的精神权威。所以,许多罪恶可以以效忠天皇的名义去执行。那时,日本除了有宪法这样的世俗权威之外,还有一个神话般的天皇权威,而这个天皇权威是通过教育敕语这样的方式来显示他的神话性。直到战后的和平宪法,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。

  徐静波认为,天皇不是一开始就是虚君。在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,日本的天皇是有实权的。但是,在平安中后期,日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政治形态,日本人称为“摄关政治”。“摄关”是摄政关白,关白是一个官职。藤原家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天皇做皇后,她的哥哥弟弟来干政。这在中国叫外戚干政。

  不过,在天皇可以自己治理朝政的时候,有些天皇却不做了,把皇位让给了年幼的儿子,自己做上皇,并在皇宫外建立一个别院。后来,这些天皇也不做上皇,出家做和尚又还俗,做起了法皇。天皇只有名义上的权力,其权威性大大削弱。

  随着日本庄园制的兴起,地方豪族势力崛起,开始争权夺利,但他们始终没有推翻天皇,而是设立幕府,由将军操控政权。在镰仓幕府的时候,天皇在皇宫里都不能自由外出,还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和武装力量看守着天皇。

  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,有个天皇想恢复亲政,就被握有军权的足利尊氏流放到长崎县的壹岐岛上。所以,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,其实很可怜。到了明治时代,执政者想重新建立天皇的权威,就炮制了一个国家神话,把天皇家族祖上的创世神话,变成日本全民族的共同祖先。

  后来,天皇通过教育敕语,军人敕谕这些方式向全民洗脑,把天皇抬高到一个半人半神的状态。而且,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,宪法赋予了天皇所有的权力,议会是受天皇委托在讨论事情,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必须由天皇裁定。

  此时,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内生的帝国主义倾向,也使得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,也认同了西方的帝国主义。北海道这个地名出现在1869年,而明治政府在1868年成立。北海道本是个无主之地,日本最初叫它“虾夷”,后来很快就被日本拿下了。1879年,日本吞并琉球群岛,后来又挑起甲午战争,并在1910年吞并朝鲜。日本不仅步西方后尘,还比西方列强做得更狠。

  许纪霖提出,在“三国还辽”中,俄国、德国和法国要日本把吞进嘴里的“肥肉”吐出来。日本有个记者写道,俄国和德国真是改变日本人信仰的恩人,日本人因此发现,原来世界上没有王道只有霸道,这加速了日本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,最后进化成军国主义。

  军国主义只能征服土地,但最后还是要征服人心。日本的泛亚主义一直很强。日本人的大亚洲主义,认为黄种人被白种人欺负了,所以要联合起来抗击白种人的帝国主义。这是一种乌托邦,但在当时很有吸引力。

  当时,孙中山就被吸引住。对中国同盟会资助最热情的就是头山满还有黑龙会,他们有着大亚洲主义的理想,所以对孙中山的革命倾注了许多热情,甚至愿意为此倾家荡产。

  在一种霸权主义的背后,总有着美丽的乌托邦。策划“9·18”事变的石原莞尔,也有着他的乌托邦。他希望在东北建立一个理想的、平等的乌托邦社会,因为他觉得日本本土有着太多压迫和不平等。日本的许多法西斯主义者都有着许多乌托邦。他们若要想实现这种乌托邦,还是得靠实力和武力来实现。

  因此,日本的历史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。近代日本在西方的压迫之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。但这套所谓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或大亚洲主义,却构成了日本扩张的理由。许纪霖总结道,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不是恶本身,而是以善的名义实现的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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